生活是五彩缤纷的，人生是千姿百态的，各人有个人的感受，各人有个人的活法。

　　人生苦短，人生如梦，人生五味，人生如戏，都是用来形容人生的体会，人生都与时间紧紧相关，世上时间最为公正，不偏不倚，时间也是最无情的，君主与平民，任何人也特殊不得。

　　闲暇时，我独自一人，坐下来看着钟表发呆，看那秒针不紧不慢的一下一下地往前走着，自己的脉搏好像也跟着一下一下地跳着，喝上一口清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细细品味着人生。

　　富日子好过，穷日子难熬。富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穷人总觉得时间没法打发，病人、罪人、期盼的人、坐大牢的人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富人说穷人笨得跟猪似的，穷人说富人累得跟驴似的，因为笨所以才穷，因为累所以才富，观点立场不一样，说法各有不同。富人应学会忙里偷闲，穷人应学会闲里找忙。

　　春节前，一位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位老亲家从东北来北京了 ，七十多岁好不容易来一趟，快过年了，他带来几幅近代名画和他自己画的一批画，想让我帮忙看看，帮助找找买主。

　　我一听是东北来的老乡，便满口答应帮这个忙，虽然自己对字画鉴定不太在行，但毕竟画了几十年画了，也能看出个一二，何况从那么老远来，那么大岁数了，这个忙我得帮。

　　没过两天我便去了朋友家帮助看看画，再想办法帮助找找买主。

　　那天早晨我穿了件旧棉袄，带了一顶旧帽子，因为我这个人平时就不注意穿戴，早已随便惯了。

　　一进门，人家就没有看上我，心里肯定在想，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人，根本不像搞艺术的，能懂画吗?先探探虚实再说吧。我那个朋友还急着打圆场，说我如何如何有能耐，画画得有多么多么好。

　　老先生的女儿说：“爸爸，就把你自己画的画拿出来让他看看吧，言外之意，那几幅名画怕我看不懂。

　　这一切我都没有太在意，朋友之托总不能站起来抬屁股就走吧。

　　富人就怕别人说他富，穷人就怕别人说他穷，我这个没太大能耐的人就怕别人瞧不起。

　　在这个不太可靠的世界里，也难怪人家以貌取人，骑自行车和坐奔驰车进大门，警卫的态度都判若两人。

　　当今世界就是这么不讲理，在过街天桥上拉二胡，拉得再动听，人家也怀疑你是个要饭的，大明星排戏漏多少丑，出多少洋相那都叫花絮，没辙，真能整词。

　　老乡毕竟是老乡，出于礼貌，我耐着性子拿出我的证书送上我的名片，待得知我是教授级的国家一级美术师时，他们才向我迟迟地投来信任的目光，也把那几幅名画拿出来让我看了。

　　老人家对名画作了一番解释，说是其中两幅是祖传的，另两幅是溥仪皇帝逃至东北时失散到民间的。

　　第一幅是明末清初的大名家八大山人朱耷的，画面上画得很丰富，是一幅接近工笔的山水画，从画面的新旧程度上看像是一幅古画，但从纸张，印章，题款，笔法，构图，意境上看不可能是八大山人的真迹，尤其是在题款上相差甚远，业内人士都很清楚八大山人的丑鸟怪石堪称于世，即使画过山水画也不可能画得那么工整，那么精细。真迹落款八大山人四个字连在一块，远视即像哭之，又像笑之，根本不可能像眼前画上题的字，每个字相距那么远。印章、印泥都不对，纸张是新纸做的旧，根本不是老纸。

　　另外两幅花鸟画是王云的，因为我是画山水的，对花鸟画不敢多加评论，更何况是古代花鸟画，更是看不好，还有一幅是翁同和的书法我都没敢发表意见。我怕让老人家太灰心，没敢说得太明显。我与我的那位朋友偷偷地说：“恐怕四幅全都不对。”

　　老人家看我说得有点在理，马上把自己画的三十多幅画拿出来让我看，问我在北京能否可以卖出去几幅，价钱低点也行。

　　我很认真：一幅一幅地往下看，一直看到最后一幅全是马，总共三十二幅，画的全是徐悲鸿先生的那种写意奔马，大部分都是单匹马，并且每幅都写上某年某月仿徐悲鸿的字样，最后才落上自己的名字。我说：“您老人家这种谦虚的精神是可佳的，要是把这些画当成真正的艺术品去卖，就不太容易了，何况每幅画都差不多，尺寸，姿势，墨色，题款都一样。张张太一样了，就有印拓之嫌。艺术贵在新意、艺术贵在独创。”

　　老人家说，我题访徐悲鸿不是向人家学习吗，是谦虚的意思，没想别的。

　　反正是老乡，我说了一句让老人家很难接受的话：“都什么岁数了，往八十上数的人了，骄傲都来不及了，还谦虚到啥年月呀!”

　　没过几天，我那位朋友告诉我，他带着亲家去了一趟荣宝斋，人家给鉴定说那四幅名画全是假画，那三十二幅仿徐悲鸿的马，人家连看都没正眼看一下。

　　朋友对亲家说：“北京这是啥地方，高手如云，很难以假乱真，还是回去到小地方试试吧!”

　　学会品味，便找到了幸福，学会感动，便会去努力，新加坡的谭国权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那种拼命三郎的敬业精神和那腰缠万贯却时时注意节省的美德非常让我感动，他对朋友那种真诚得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记得有一次，在新加坡举办我的个人画展，有一天临近吃午饭的时候，我在他举办商展会的摊位上等他，整个商展会全是他主办的，当时，在我们即将要走的时候来了一位客人想买一包松下牌五号电池，这包电池的价格只是一新币(当时合人民币也就四至五元左右)。从买电池人的装束上看像是一位家庭女佣，为了推销这一包五号电池，他竟然与这位家庭女佣交谈了半个小时左右，从介绍这包电池的性能，产地，优点之外，一直介绍到日本松下产品的可信程度，如有质量问题可以退换等等。他当时还有肺病，介绍一会咳嗽一会，我站在他身后确实被他这种敬业精神所感动。当时我在想，他是缺这一块钱吗?不是，他是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代言人吗?更不是。噢!我懂得了，他是在证明自己的能力、耐心及人生价值，他是在尊重一位女佣的人格，他是在检阅自己的敬业精神。

　　他确实不是缺这一块钱，据我所知，他每年为新加坡政府福利事业，残疾人机构捐赠的新币高达几千几万(每年还不止一次)，每年他都能拿到新加坡政府颁发的好几个大奖状和荣誉证书。

　　有一年，他来北京治病，他特别信服中国的中医及太极拳，在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时间的院，身体恢复得很不错，是我帮助他联络，介绍到中国来的，他们全家对我很感激。

　　出院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的八月十五，我把他和夫人一块接到我家来过中秋节，那时我一家还住在朝阳区六里屯苇子坑32号院呢，虽然地段比较乱，但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我的小院还是比较清静的。

　　晚饭后，满满的月，不见一丝风，舒服极了，我们坐在高高的香椿树下，茶桌上摆满了月饼和各种水果，眨眼的星星挂满了树梢，斑斑点点的月光洒满了一地，在香椿树的缝隙中，月亮在偷偷地看着我们，我们细细的品味着人生，展望着未来。

　　1998年深秋于北京